從AI數字人冒充公眾人物行騙，到“水軍”產業公然兜售虛假好評，這些荒誕場景的背后，反映的是技術發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。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本應是改善生活的利器，卻因不良商家的惡意操弄，淪為牟利的工具。唯有筑牢制度防線、壓實主體責任，才能激活技術向善的內生動力，讓技術進步真正惠及民生。
技術的發展為監管帶來各種挑戰，如何應對當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，探索監管科技手段提升監管數字化和被監管機構合規效率，成為解決各類新型業務安全問題的新的可行路徑，賦予了監管科技新的內涵。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》《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》等法規的密集出臺，既明確AI生成內容必須“亮明身份”，也要求數據采集不得觸碰隱私紅線，更對深度合成技術設置“安全閥”。但也要看到，數字人直播間的標注仍藏于角落，“默認勾選”的隱私陷阱依舊潛伏，這提醒我們：制度不僅要“有牙齒”，更要“會咬合”；不僅要有威懾，更要顯威力。建立相關修訂機制，讓法規及時適應技術發展的步伐；強化跨部門協同，對算法歧視、數據濫用等行為形成“圍剿”之勢，才能讓技術在規矩內健康生長。
企業是技術應用的“第一把關人”，其價值取向直接決定技術的社會影響。當某平臺用“孤獨老人話術庫”培訓數字人主播，當電商算法刻意對高消費用戶隱藏優惠券，技術已淪為逐利的工具。這種“短視行為”看似贏得市場，實則透支信任。實踐證明：守住倫理底線才能贏得長遠發展。企業需嚴守底線，杜絕技術手段被濫用，避免對弱勢群體的隱性歧視，更要摒棄“技術黑箱”思維，自覺遵守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，主動接受社會監督。唯有如此，技術創新才不會偏離人文關懷的軌道。
應對技術濫用，最有效的武器仍是技術發展本身。當AI能生成以假亂真的“買家秀”，圖像篡改檢測技術便捕捉其細微痕跡；當“聲音克隆”成為詐騙利器，聲音克隆識別技術就會及時觸發警報。這種“以技術治技術”的防御體系，既能精準打擊違規行為，又避免了“一刀切”對創新的抑制，也能更大限度地節約社會資源。
技術本身并無善惡，關鍵在于使用者能否守住“應用關”。人工智能的終極目標不是替代人類，而是成為“服務人類的工具”，守住這一初心，我們方能在技術浪潮中駛向更美好的未來。